(37)这就是法理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使命。

法治文化的有形层面是制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隋、唐皇朝的商品生产相当发达。

每家的主张都会涉及中国的状况，但是，没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主张。在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背景下，法治文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有的对法规制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情况下，建立在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之上的社会责任模式，是不需要用法律来调节一般社会关系的，至少法律发挥作用的空间很有限，从实际经验里累积得来的规范时常是社会共同生活有效的指导。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私下签约分地实行大包干，是签了生死约，准备坐牢的。

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法治文化经过不断积累、传承与再生产，成果丰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能解决具体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却对宪制框架，尤其对反思西方个人主义经济理论兴趣不大，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区别。

在官方的理解中，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少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所获得的收入是符合社会主义的。[72]而形式化的法律本身也不足以成为社会主义的保证，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才能承担这一职责，党治相较于法治更具适用性。为什么先富者有义务带动后富者？借助税收等方式对先富者施加更多义务是否违背形式平等？张翔教授从宪法条文的规范含义出发，解读出私人财产之上的公共负担。张文显教授也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既需要法治助力和保障，反过来也会推动法治的变革与进步。

富裕问题成为国家的重要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改革开放前后之间的联系——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条件，后三十年丰富了前三十年的实现进路。共同富裕的经典表述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邓小平提出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65]如尽管通常认为民法更为关注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民法典》在第246-259条对国家所有权做了规范，其所规定的由国家所有的矿产、水流、海域、海岛、城市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资源，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也有相应的专门立法予以细化。新媒体时代放大了这种不信任，同情弱者不仅成为普遍的社会倾向，甚至逐渐发展为中国式的政治正确。[40]李响：《按劳分配在中国：一个宪法概念的浮沉史》，《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第1210-1214页。

[6]上述成果都为从公法角度研究共同富裕问题指明了方向：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之中，才能够对共同富裕进行具有学术增量的研究。[42]在实体法中，我国民法学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19世纪想象，试图以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私有财产权来构建民法体系，实现对私权至上的维护。参见巩献田：《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经济管理文摘》2006年第8期，第13-16页。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形式化法治更容易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保护机制，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阻碍共同富裕的推进。但是，各国的发展进路有其路径依赖性，中国与欧美国家探索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不同。

[34] （一）私权保护与社会分化 在法律形式主义逻辑下，每个公民都是同质化的当事人，法律应该对他们施加同等的保护，然而同等保护背后蕴含着对先富者的优待，这一点在当年美国形式主义法治兴起后体现得非常明显。动员群众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当然，对共同富裕的理解需要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20世纪的整个现代化历程中，而不应仅仅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去解读。从新千年开始，国家已经有意识地实现分配政策上的调整，以更好地助力共同富裕。[71][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266页。四、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宪法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条款，蕴含着实质公平的宪法资源，既能够回应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巩献田之问，也能够在经典民法的私权至上与社会主义的实质公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正是在中立客观的理由下，传统上公法的再分配功能被质疑、被限定，进而公法与私法一道共同守卫形式主义的保守立场。[4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207-214页。

[66] （二）劳动精神与按劳分配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原则首先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上。[54]就本文所关注的共同富裕问题而言，在宪法中除了社会主义表述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资源，如《宪法》序言第七段所规定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通过这样表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将中国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视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将改革开放前后接续起来，从而将新中国所确定的实质平等诉求纳入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保证共同富裕的重要宪法资源。

[73]最近国家对教育资本化、房租市场资本化的治理就能够体现这一点。[67]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1978年3月2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26]不管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猫论，以及后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其实都是将改革开放精神与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国家在经过三大改造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后，不再允许基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差别，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得以体现——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为后来的共同富裕政策奠定了基础。

[4]常安教授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研究深化了社会主义作为合众为一政治塑造机制的功能。五、结论与讨论 破解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势必会侵蚀形式主义法律的基本精神，以共同富裕问题而言，强调共同富裕、强调先富者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是否会损害社会的活力？如何在维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保持社会的活力与稳定、维护个人的财产权之间寻求微妙平衡？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能走向极端。[3]李忠夏教授通过分析合理利用的规范含义以解析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结构。[26]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世界经济体系对我们的分配问题产生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在产业链底层，所获得的收益太低，不利于我们做大蛋糕。[4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4]李忠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结构：合理利用的规范内涵》，《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86-105页。[6]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第19-30页。

[62]当部分人享受国家政策，发展起来之后，也就自然需要承担一定的公法义务，这种义务可以对私人财产权形成一定制约。本文试图还原共同富裕问题的理论语境和历史维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揭示共同富裕条款的理论基础、内在张力、多层次的规范内涵及其实现机制。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3页。[38]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5]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44]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提出以法治来保障共同富裕的建议，而是应该清楚，法治很有可能加剧了社会内卷。

[36]吴双：《法律、资本的编码与炼金术——评〈资本的编码：法律如何制造财富与不平等〉》，《东方学刊》2021年第2期，第114页。[9]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5月）》，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33]杨乘训：《共同富裕是根治深层次矛盾之本——重温邓小平消除两极分化的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18页。物质激励所推动的人们日常劳作中蕴含着巨大的社会活力，是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而支撑起大国崛起的最坚实基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赶超战略的社会基础。

[14]以经济发展为例就必须要考虑实行符合经济条件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66]阎天：《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法学评论》2021年第6期，第52页。